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中的雪山极顶到中的苍山洱海，从中的新疆雪莲到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于海”。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再如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