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问题，中国进入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进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身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的一种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进的镜子。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高一筹。

    三国民性批判

    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精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

    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子气为代表的国民性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中，主要的群体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花会。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出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子打老子”。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子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期，已经是百孔千疮。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金庸最后一部小说中有许多情节可与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