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国民文学
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汉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那可糟了,不由得颤声道:“这……这……这……”
金庸不是专门针对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体制所导致的恶果。有时金庸对某些帝王还加以赞赏的笔调。如第三十四回写道:
康熙笑了几声,随即正色道:“我读前朝史书,凡是爱惜百姓的,必定享国长久,否则尽说些吉祥话儿,又有何用?自古以来,人人都叫皇帝作万岁,其实别说万岁,享寿一百岁的皇帝也没有啊。什么‘万寿无疆’,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什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马,全都不用担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讽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实就在康熙这样的“圣明”君主统治下,也是贪官横行,冤狱不断,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真正的人才饱受压制。金庸不但从文化上,而且从政治上,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有同样的深度。
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的个人崇拜色彩逐渐浓厚。与此同时,金庸有意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中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任我行是论者常举的例子,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个例子,中神龙教的洪教主也是一个例子。个人专断的体制下产生的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以“文化中国”为旗帜,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弘扬与批判,使中国现代读者重新建立了复杂的民族国家信念。这种文化中国的观念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和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文学传统都既有冲突、又有呼应,因此,关于金庸小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争论必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下去,而中国的国民文学发展也势必要受到金庸文学的巨大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已经发生了。
(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并投交《现代中国》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