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较大的作品时，是把老舍的《二马》与鸳鸯蝴蝶派的并举的，她这样来看现代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情况下，不考虑阶级、流派，而只考虑大众的“艺术评分”。其实“六巨头”也正是大众艺术评分的结果，一切“经典”都不是“专家”所能够钦定的，经典最后是由大众决定的，这也就是作品要“活在人民心中”的道理。老舍是活在了人民心中，包括代表人民利益的学者心中，所以他相信自己作品的价值，所以他在受辱后能够勇敢地自杀，他用不着依靠苟活长寿来影响乃至窜改对自己的历史评价。

    理清了上述思路，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就豁然开朗了。

    老舍是来自大众的作家，要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当然，谁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大众，如同赵树理、张爱玲一样，老舍代表自己那个地域和阶层的大众，即中国北方方言区的普通市民。不理解这些市民的生活，隔膜、鄙夷、恐惧或是敷衍，那就不能理解老舍。

    老舍忠实于自己的大众立场和趣味，没有因为教育的影响和地位的改变而背叛。很多下层出身者上了大学就一心要钻入“上流社会”，以过去的背景和趣味为耻，不明白忠实于原来的立场可能才是真正的“上流”。我们应该研究为什么老舍身处主义和思想的丛林却能够“独立不移”，来自大众的精神价值如此强有力吗？

    老舍在内无个人策划、外无集团援助的情况下，以大众性获得了成功，这充分说明大众文化的伟力，代表大众心声的东西是迟早要大受欢迎，谁也压制、防范不住的。专门靠阴谋策划、广告包装、卖弄术语或辱骂名人而“出道”者，终无可观。

    新文学迅速把老舍引为同道，是新文学和老舍的“双赢”。设想假如在老舍回国之前新文学的某位批评家一激动，将老舍痛骂一顿，那是何等的损失。老舍主动向《小说月报》投稿，这已表明了他的投奔之心，《小说月报》惟才是举，这表明了新文学的海量。当今的文学刊物大多只用约稿，对自由投稿百不用一，不但造成埋没扼杀人才，而且这些人才在其他领域成功后，往往会对文坛实行盲目的报复。

    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老舍的成功，是20世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一个绝好例证。老舍实际上自觉和提前做到了毛泽东所讲的“普及与提高的结合”，他在50年代成为解放区作家之外惟一游刃有余的高产作家，绝非偶然，也不是简单的热爱新社会就能够做到的。他在艺术上早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改朝换代”而长期不可动摇，这又一次充分证明大众性的文学是可以成为经典的。老舍自己说：“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未成熟的谷粒》八）老舍自己就是作到了“俗而有力”的。不但文学作品是这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是这样。第一流的东西总是“俗而有力”的，如荷马之吟、但丁之曲、屈平之赋、李白之诗。“雅而有力”者也很好，但求雅则需含矫饰，其力必弱，故总是第二流的。至于无力者，无论雅俗都是三流的，只是俗而无力一望便知，雅而无力能够蒙人罢了。

    当今中国文坛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还足够我们使用“五十年不动摇”的——重要的是缺乏老舍这样的“大众良心”。我们现在有不屑于给中国人看、专门准备到外国获奖的先锋文学，有编造陈年掌故、表示自己有高深传统文化修养的遗老文学，有大款文学，有荡妇文学，有流氓文学，有帮闲文学，有黑幕文学，有鸳蝴文学，有咬牙切齿的反革命文学，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