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笔下的死，或者给人奇异，或者给人怪诞，但并不使人恐怖，并不使人反感。闻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话：“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一阵大风云。我近觉身体日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闻一多将一种类似唯美主义的情趣贯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达到一种区别和超越了“恶之花”模式的美学效果。《梦者》一诗写道：“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水》都对丧失生命的客体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体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跳出了豆绿的灵魂，死水里争艳着翡翠、桃花、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春”，“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准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出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瞧不见人烟！”《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口吻写军警镇压学生，“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听说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飞毛腿》写一个叫“飞毛腿”的洋车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语形式呈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道：“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诗人不喜欢这样的死，他在《深夜底泪》中说：“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他诗作中的转折处喜欢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五十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