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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的通俗小说
    抗战以后,在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国统区,不但新文学小说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通俗小说也获得了独具特色的长足进步。其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通俗小说不断向新文学靠拢,二是横空诞生了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现代化通俗小说:后期浪漫派。它们共同为国统区的普通市民读者创造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为国统区的都市文学增添了奇丽的色彩。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

    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说,在抗战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时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战爆发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使现代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变革由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抛弃了北平舒适安逸的物质条件,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过着相当艰辛窘迫的生活。作为国统区章回小说的惟一重镇,张恨水不负众望,抗战以后写出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成为大后方销行最广、销路最大的文艺作品。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对通俗小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他通过下乡调查,发现“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因此他反对脱离大众的象牙塔里的“高调”,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张恨水一方面坚持“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指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第二他强调“现代”,他指出浩如烟海的旧章回小说“不是现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图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

    张恨水的改良取渐进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张恨水仍喜欢“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因为这样便利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的组织,这表现了张恨水“恋旧”的一面。同时,他又注意增加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注意描写细节等西洋小说技法,这表现了张恨水“求新”的一面。

    张恨水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思考,既有与新文学阵营不谋而合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见之处。而新文学阵营更看重的是张恨水的“气节”和“立场”。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数十篇文章盛赞张恨水,主要强调的是他“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立场和“最重气节,最重正义感”的人格,这对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产生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张恨水从创作之初,就有一条对通俗小说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为雅化方向,精心编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现代人对此已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性格和景物的刻画,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战之前,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宗旨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不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过于时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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