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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父亲蹲牛棚
    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性,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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