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今的时代。

    中国当代青年，在信仰的问题上，面临的正是一个“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确定一下“当代”的界限的话，指的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诞生的这批青少年。他们出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上帝”的余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久久不散。这里的“上帝”并非哪一个人，而是指长期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固定的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内容上，它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种种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以崇高和壮烈为其美学特征。这种信仰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够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积极因素，排除万难，克敌制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个人来说，这种信仰能够净化自身心灵，提高人生境界，使人获得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质生活普遍比较贫困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信仰并不是完全产生于自觉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输和提倡。当它的超前性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这样就给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机的祸根。而且在长期的极左思想统治下，这种信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神圣的信仰堕落成机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并不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这位伟人合乎自然规律地离开我们时，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们以为“毛主席”三个字就像“老天爷”一样是永恒的。有一个叫小昆的孩子，当年曾经问她的哥哥道：“现在华国锋当了毛主席啦？”当时北京地区的流氓小偷在赌咒发誓时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与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有什么两样呢？敬神的结局必然是渎神。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最后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书面语汇。当时的中、小学生还沉醉在那纯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长一些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了。随着这种信仰的专制性所带来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5岁以上的人，也许还隐约记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欢浪。虽然心理学早已证明，童年的突发事件会给人留下终生的印痕，但那毕竟是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大事”。一位中学生在火车上深情地回忆起三岁时如何含泪埋葬了心爱的小猫，但问他当年国家大事的印象时，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境中度过童年的。他们的童年岁月里，没有战争、没有武斗。当他们翻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人口手，马牛羊”。美术课上画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钢笔刺穿了胸膛的刘少奇，而是小鸟、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