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