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潮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潮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潮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强大操控力不能为。

    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