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担，金庸开始圆他多年的学者之梦。1992年，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并荣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荣誉加身，但是金庸对于自己年龄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学术领域真的开疆拓土的事实，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后，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到“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时，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过，虽然他选择了逍遥退隐，但仍然没有不闻外事，对香港的政治十分关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获得最后通过。这次访问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违反中英之前的协议，引起了国际上的争端。金庸向彭定康劝说无效，便再次援笔撰写政论，对彭定康方案中违背实际情况的一意孤行进行了批驳。不过，金庸此时也已没有当年笔战群雄的精力和热情了，写了两篇社评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后，他便离开香港，再次返乡。

    这次回乡，他拜访了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时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师生叙谈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欢。

    就在这同一天，金庸又重游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应校长邢祖康之请，金庸为学校挥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此外，金庸决定捐款300万人民币，为自己曾读过中学的嘉兴市建造一座图书馆。

    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