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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2)
的整体结构、篇幅,都取决于商业性的需要。这—点,在本就是为报纸服务的金庸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很典型。只要还有起码的艺术感觉、文学知识和文化良知,就应该承认,从表达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头小说,都没有必要写那么长。而之所以写那么长,原因就在于其目的本就是非文学的。用好看的故事填满每天的版面,这是金庸的全部动机。袁良骏先生说:“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练,注意删节?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按照严格的纯文学创作,这是绝不可以的;即使小学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许的。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金庸不懂吗?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复,不能不拖沓。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了。”袁良骏先生这段话说得很沉痛,大有为金庸糟蹋了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痛心疾首之意。这既显出袁良骏先生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真诚,也显出其迂腐。我以为对金庸这样的武侠写家,指出其毛病就足够了,为之而痛惜却是看错了对象。坦率地说,金庸本人并没有错。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他的武侠小说具有拉杂、啰嗦、重复的特性,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他从一开始就是为报纸招徕读者而写作,他严格地遵守了“文化工业”的规则,因而他获得了成功,硬要用艺术的标准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正如一个风尘女子严格地遵守了烟花场上的规则并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标准去要求她并为她的沦落而痛惜,往往会显得可笑一样。当然,袁良骏先生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着金庸说的,毋宁说是对着金庸的吹捧者说的。正因为有人无视、回避金庸小说那明显不过的毛病,才有袁良骏先生严正地指出金庸小说的毛病;正因为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成“纯文学”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骏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纯文学”并为此而痛惜。倘若没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得那样高,我想,袁良骏先生或许根本就不会去谈金庸小说。

    (六)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一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是民国时期旧武侠小说的延续一样,对金庸小说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鲜。把金庸小说与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之一。同样的手法,民国时期的论者也曾用于对那时期的武侠小说的吹捧。姑举一例。金庸的被今日“金学家”们视为瑰宝,尤其其主角韦小宝,似乎可与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学形象相比。将比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学家”乐此不疲的,并自以为一大发现,而对所谓“反侠”形象的塑造,则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旧武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见陈墨《“反侠”韦小宝》,发表在《通俗文学》1993年第4期)但同样的比附,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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