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吴焕章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那是沈铭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爷，我们晚辈叫他二太老爷）租给我家的房子，我们前后住了十年。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尧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像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