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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

    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

    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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