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发发不可终日，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华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谢然之的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口吻，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道：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道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道：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做到了哪一点呢？他改善了“一反过去立门户、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的，他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变了组织的“作风”！

    上面这种言论，当然不是谢然之容忍得了的，也不是国民党容忍得了的。国民党立刻动手了，12月26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忙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进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就这样的，《文星》进入了坟墓和历史。当时虽然是以查禁一年的行政命令行使的，但是快到一年后，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忽收到国民党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子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当然，这种事不能全怪谢然之，因为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统计学上的抽样罢了。这由谢然之后来虽叛党不归、国民党的作风却依然故我可以为证。不过，对国民党的论定、对国民党员谢然之型的论定，却是千秋之笔，永远无法消灭了。

    整个事件的演变中，我与国民党既无渊源也不愿有渊源，且不善自保，一路死硬派；萧孟能倒与国民党有渊源，这种渊源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萧孟能的老子是国民党萧同兹。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做到1950年，做了十八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文星》能够拖那么久，与萧同兹挡在那儿，极有关系。虽然萧同兹本人，却是大而化之，从不管事。他同我吃过多次饭，也聊过多次天，我过三十岁生日时，他在他家亲自招待，颇见盛情。显然的，他把《文星》看做他儿子萧孟能的事业，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萧孟能有跟李敖的独立立场，但有人或许不了解这一点，或有意不愿这样了解，自然就把萧同兹扯进来了。这是绝对与萧同兹的立身行事不符的，也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萧同兹跟《文星》的关系，一如萧孟能同国民党的关系，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他是《文星》萧孟能的老子，如此而已。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但他能置身事外的，他都置身事外。所以，怪《文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