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31日《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登出报道，这一报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地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闭，国民党保守派已把台湾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泛地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当局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杂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两年前《文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勘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同年三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台湾当局”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老境堪怜，依子而居，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伟大女性。

    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