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满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