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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小丫’也是苏州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女作家,所以她和我之间的情书颇多。“小丫’美丽、细腻而多情致,是最可爱的女人,洗温泉那次,她软语哀求、欲仙欲死,曲尽江南美女的婉转,令人终生难忘。

    后来我的汽车换了,换成了和裕隆计程车一样的车,不过是全白的,仍旧极为拉风。那时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我因为是汽车阶级,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我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我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我同意了。自此跟演艺界扯了好长一阵子。他们好赌,我的赌技亦属一流,因此常常打梭哈。刘家昌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他:“今晚有一个呆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呆子吗?”我说:……“是啊!呆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后来,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戴绿帽子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样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三八不可吗?难道非做工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四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的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海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淡江大学前身是淡江英专,居浩然做校长,我重考大学前,也考取过,所以辈分上他是我的“校长”。)还有一次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一起去王又曾开的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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