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辞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忠实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二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二个大人物之间作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儿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