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