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quot;知识的爆炸quot;、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quot;珍本quot;、quot;秘本quot;、quot;孤本quot;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quot;版本竞赛quot;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quot;取其大者quot;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quot;舆薪之不见quot;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quot;汉唐以来所未有也quot;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