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quot;蔡万林quot;变成了quot;蔡万霖quot;。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quot;涨价归公quot;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quot;涨价归公quot;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quot;涨价归公quot;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quot;败类quot;，我索性quot;趁火打劫quot;，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quot;国法党限quot;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quot;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quot;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quot;兄弟quot;，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quot;国法党限quot;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quot;清君侧quot;，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quot;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