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无效，也可收quot;暴其恶quot;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quot;文星事件quot;，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quot;连锁反应quot;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quot;殉道式quot;人物，也绝非quot;敢quot;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quot;犯上作乱quot;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quot;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quot;，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quot;殉道式quot;人物，也绝非quot;敢quot;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quot;文学侍从之臣quot;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quot;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quot;、口口声声quot;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quot;、口口声声quot;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quot;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quot;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quot;，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quot;一个不知名的地方quot;（后来被命名为quot;日新冈quot;），我特地定名为quot;甘棠植爱quot;，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quot;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quot;柏杨quot;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