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间的事，十一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一九一六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十二月十三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五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人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十二月五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一八八四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一九O五年)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一九O六年)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一九O七年)，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一九一二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参加肇和起义。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一九一六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沦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亭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亭，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