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页二十)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十二)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启程赴俄，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九月九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援。(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ing,So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