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