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十一月十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十六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十八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十二月五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页一七九)，冀求稍缓攻击。然十二月十一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十六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页六)，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二八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二月二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了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党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