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