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战，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日本侵略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阴错阳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部队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