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