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