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