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