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tito 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