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七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页一八一)。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十二月十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乱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进城，又大肆烧杀奸淫，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 living igers Fight，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