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五三）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四○至六四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选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