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页一五一）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九六）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页一六三）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选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