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Ｂｕｎｋｅｒ）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 ｉｎ ｎｏ ｓｅｎｓｅ ａｃｔｉｎｇ aｓ Ｗａｎｇ’ｓ ａｇｅｎｔ）。（见 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