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一九二○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一九二八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ｍｍｉtmｅｎｔ）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一九三七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十月六日赴华府上任。十月十七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页一七八）十九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二十一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三八三至三八四）十一月八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三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美国报纸报道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颜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十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十五日）当蔡元培于一九四○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