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的政策，“皆马歇尔之政策也”。（见《史迪威事件》，页十二）梁氏应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总统定的，马歇尔岂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罗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书中指出，蒋曾三度要更换史迪威，皆因故搁置。薛光前在梁书英文版序言中，竟谓蒋之搁置，乃基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劝导以及善待部下”（见 Ｌｉａ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ｘｉｖ）。薛氏已故，否则可翻阅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纵日记，便知蒋介石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批枪毙”。蒋何爱于史迪威？一再搁置还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罗斯福嘛?选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记曰：“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页二○一五可为确证。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议武装陕北共军来打日本人。梁敬钅享顺蒋之意，向史迪威头上套红帽子，把史之总部与中共挂钩，忘了当时的任务是抗日而非剿共。当时的苏联更是共产大国，美国人能够一面共同打德国，一面攻苏吗？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封锁共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唐纵在日记里也有所透露，蒋于封锁问题，“初不肯承认”。（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一五）为什么不肯承认，说不过去也。蒋介石不喜欢美国人去延安，结果也阻挡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只是逼蒋积极作战、促蒋与中共合作、迫蒋实行改革，以增强抗日实力。（参阅徐鲁航《史迪威与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国共关系》，页一二九）他要装备中共部队，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牵制日军，减轻平汉铁路的压力（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３６８—３６９）其用心实在无可厚非。

    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援，蒋美之间仍有极不愉快的摩擦。蒋与英国之间，虽亦同为盟邦，关系更坏。一方面，蒋在广东当赤军将领时就颇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势利眼，觉得他并无求于英。于是除了在美国人面前与英国人争美援外，还想给英帝看点眼色。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道，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页二二四）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共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Ｎｉｍｉｔｚ）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 （Ｌｏｒｄ 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Ｌｏｒｄ 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Ｐ．１３５）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七月六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率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