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及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做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蒋介石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在《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认蒋介石“对该社论确表不满”，“认为泄漏外交秘密，饬将该报总编辑袁业裕先生交付军事审判，但并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经叶楚伦先生保释，不了了之”。不过卜少夫在《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蒋介石发了大脾气，因中英美三国政府原约好在元旦同时公布，故有违信约，而且此事说明重庆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说，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报的社长”，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则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与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蒋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来的原因是：“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见董显光《蒋总统传》）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一九三〇年正式收回。所以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能成立。蒋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说明他“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所谓“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选

    而且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篡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选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