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选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选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的话）而死?选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记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十一月二十四），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二十六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选’”

    “公论自不可没?选”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选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选”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