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选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Ｆ． Ｂｙｒｎｅｓ）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见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ｒａｎｋlｙ 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 （Ｌａｕｃｈｌｉｎ Ｃｕｒｉｅ）、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Ｐａｒｔｉｃｋ Ｈｕｒｌｅｙ）、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一九四四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ｌｏｇｉｃ），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见Ｂｌｕm ｅｄ．，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