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二十三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二十六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四）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选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七月三十一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五）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选（见同书，页六三七）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页四五七至四五八）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六月五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二）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八月十日写了一封“措辞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十七）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选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