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克张家口，蒋介石不再顾虑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共产党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五二，另参阅页五七九、六二三）事实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选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到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 （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三月十三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７９—１８０）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并在五月十四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选”（见《陈毅诗词选集》，页一二八）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