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选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选——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选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选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