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在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元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元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四十九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毋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选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选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