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 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赢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 ?眼樊?演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一九九四年二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道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ＣＩＡ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道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道”的主要论述，实自一九九Ｏ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Ｂｒｕｃｅ Ｃｕｍｉｎｇｓ）著《韩战的起源》（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腊斯克有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ａｃ Ａｒｔｈｕｒ Ｐ．１７９）迟至一九五Ｏ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