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一九五Ｏ年三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惟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一九五Ｏ年六月十五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Ａｒｃｈｉｅｖｅ ＲＧ６，ＢＯＸｌ，转引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Ｐ．５５２，８７６）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而非“解放”（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ｎｏｗｌａｎｄ）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ｌｅａｓｈ ｏｎ Ｃｈｉａｎｇ），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Ｊａｍｅｓ Ｖａｎ Ｆｌｅｅｔ）在《生活》（Ｌｉｆｅ）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Ｄｕｌｌ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Ｐ．１５７—１５８），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