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四月十六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奏秦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四月九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四月十六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八八）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六日凌晨一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